我沒隨身攜帶槍支自衛，也沒穿鎧甲，我家也沒裝防盜器，我不會檢驗食物是否有毒。我甚至不會刻意展現孔武有力的樣子來威嚇遇到的人。這就是所謂的「信任」，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「文明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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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有個陌生人來我家敲門，聲稱他是來疏通浴室排水管的工人。我沒檢查他的證件，就直接讓他進入屋內。他不僅進門修排水管，還特地脫了鞋子，以免弄髒了地板。他完工後，我開了一張支票，要求銀行付款給他，他沒細看那張支票就收下了。修理的過程中，他從未試圖偷我的財物，我也沒想過要搶他的東西。事實上，我們都不擔心彼此會那樣做。我太太也在家，但我壓根兒沒想過他可能是來偷情的，我應該宰了他。
同樣是在今天，我在街上和很多陌生人擦肩而過，他們都沒攻擊我。我在超市買了些食物，一點也不擔心那些東西可能不適合食用。我鎖上家裡的大門，但從未擔心外人可以輕易破窗而入。就連路上奔馳的汽車可能撞上我，像碾死蟲子一樣把我壓扁，我也毫無畏懼。
最驚奇的是，這一切的運行看不到明顯的保安機制。我沒隨身攜帶槍支自衛，也沒穿鎧甲，我家也沒裝防盜器，我不會檢驗食物是否有毒。我甚至不會刻意展現孔武有力的樣子來威嚇遇到的人。
這就是所謂的「信任」，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「文明」。
所有複雜的生態系統都是緊密相連的，無論是人體那樣的生理系統、熱帶雨林那樣的自然生態、露天市場那樣的社會生態，還是全球金融系統，或是網路那樣的社會科技系統都是如此。這些生態系統內的獨立個體相互依賴，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同時依賴其他的個體各盡本分。這種情況一點也不罕見也不困難，世界上這類複雜的生態系統相當多。
在此同時，所有複雜的生態系統裡都有寄生者。在每個相互依存的系統中，都有個體為了自身利益而破壞系統，它們可能是我們消化道裡的絛蟲，露天市場裡的扒手，假扮成水電工的盜賊，網路上的垃圾郵件發送者，或是為了逃稅而把利潤轉移到海外的企業。
在複雜的系統中，有兩種行為存在著根本的矛盾。一種是「合作」，或稱為「追求群體利益」；另一種是「反叛」，或稱為「為了一己私利，背離群體利益」。
衝突利益
一個人可能同時有好幾種衝突利益，有些逼他們往群體利益靠攏，有些逼他們偏離群體利益。決定要合作還是反叛，以及要服從什麼規範，需要把這些都納入考量。瞭解衝突利益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：不同的衝突利益，可能造成不同類型的背叛。
我們舉一個比較微妙的社群困境為例：愛麗絲是否應該和警察合作。
這很重要，因為社會的成員舉報犯罪及協助警方的程度，深深影響法律防制犯罪的效果。如果不是家家戶戶的防盜器都連到警察局，不是每個街角都裝了監視攝影機，警方也沒有全天候巡邏執勤，那麼逮捕到竊賊的機率大致上是看旁觀者是否願意採取行動而定：旁觀者可以報警，或是先出手制伏竊賊再報警。愈多人舉報犯罪（無論是現行犯或犯罪後），制度壓力的效果愈好。
這就是群體利益，不舉報的衝突利益包括：
• 自私自利。
愛麗絲可能對社會漠不關心，所以不願合作。她可能忙著處理自己的事，無暇介入。她可能權衡了利弊得失後，覺得報警不僅耽誤她的時間又麻煩，不值得她那樣做。
• 保護自我利益。
愛麗絲可能基於幾個原因而害怕和警方合作：
1）她自己也是罪犯，不想接觸任何警察。即使警察常保護犯罪情節較輕又幫助指控犯罪頭子的人，但那種保護沒有一致的標準，無法保證某位罪犯證人一定會獲得充分的保護。
2）警察對她來說可能很危險，警察不見得都是良善或有助益的，有些人因為害怕警方而不願和警察打交道。
3）她可能擔心遭到罪犯及罪犯同夥的報復。犯罪組織會煽動這種害怕報復的恐懼，如此就能肆無忌憚地在社群裡犯罪了。巴爾的摩的黑社會甚至推出「停止告密」活動，還發行DVD，以恫嚇大家不准報案。
• 保護自尊利益。
她可能很在意「不問世事、不惹麻煩」的個人形象。她身為受害者，可能難以啟齒，不想承認事情發生在她身上。
• 其他心理動機。
她可能對權威人物有不理性的恐懼、嚴重的焦慮，或過度的膽怯。
• 關係利益。
她可能認識嫌犯，寧可保護那個人，而不是協助警方破案。
• 另一群體的群體利益。
她可能是犯罪群體的一員，或者同情犯罪集團，因此選擇和犯罪集團合作，而不是和整體社會合作。例如，她可能發現雇主犯罪，但決定不舉發。或者，她自己是警察，看到其他的警察虐待犯人，她覺得對同事的道義責任勝過舉報犯罪的道德義務。
• 衝突的道德利益。
她可能不相信法律，社會上有很多人看到非法移民（「那法律不道德」），或看到有人非法下載版權保護的音樂時（「那法律很可笑」），從來沒想過要報警。她可能覺得警察的行為不道德或受害者活該。
即使某人是犯罪的受害者，他也可能選擇不舉報，例如強姦（對檢舉的受害者來說可能是一種羞辱）、某些詐騙（感覺是一種社會恥辱）、警察可能幫不上忙的小犯罪，以及受害者害怕警察的情況。遭到強姦的妓女會報警嗎？十年前我妻子的錢包在布達佩斯的地鐵上遭竊，我們也沒報警，因為我們覺得警察幫不上忙。網路犯罪也可以歸入這一類，很多信用卡詐騙的受害者沒報警，因為金額很小，警察不會大費周章去追查。
事實上，騙子只要對很多人詐騙小錢，就可以過不錯的日子，因為每個人都覺得不值得大費周章抓他。
附帶一提，大家不報案的理由很多。有時候犯罪實在很難舉報，國際犯罪就屬於這一類，全球化和網路讓國際犯罪變得更加容易。在網路上被奈及利亞騙子詐騙的受害者，可能不知道找誰報案。騙子會想辦法讓受害者不報警，受害者會以為自己做了不法的事情，或是覺得被騙太丟臉了。
對犯罪缺乏警覺，是很多網路詐騙的問題。假的防毒軟體欺騙用戶相信他們的電腦有病毒，收取二十五美元、五十美元或更多的費用，以軟體幫用戶「移除」病毒。這是個獲利數百萬美元的產業，多數受害者從來沒意識到他們被騙了。網路洗錢的機制也是以同樣的方式運作。
衝突利益很正常，社會知道大家都有衝突利益。有時候，社會上甚至有一些機制幫忙處理這些衝突。法官面對可能有潛在衝突利益的案子時，應該主動迴避。有些人基於道德或宗教信仰而拒服兵役，政府也允許他們免服義務兵役。報紙的專欄作家、學者或其他人應向讀者表明所有的利益衝突，讓讀者瞭解他們可能的偏見。有些法律允許宗教豁免權。
大多時候，我們都因為這些機制的存在而過得更好：迴避案子讓法官比較不可能做出反映個人偏見的判決；允許拒服兵役者不入伍服役，其他的士兵就不必靠這些勉強上戰場的同伴來保護他們了。不過，當宗教豁免權讓有些人可以不必遵守疫苗法時，公共健康並沒有受惠。
我們甚至在宿命論學說中發現某些衝突利益的合法性。像禁止謀殺這樣簡單的例子，遇到自衛時也是例外（保護自我的衝突利益），但當事人有義務證明衝突利益是合法的。
如果愛麗絲開槍殺死鮑伯，一般推測（我指的是社會推測，而不是法律的事實推斷）她犯了謀殺罪，除非她可以證明其他原因。
另外還有一個重點：道德很複雜，如果大家不認同某種道德觀及對應的衝突利益，社群困境也會消失。如果你不在乎大海的永續發展，過度捕撈就不是社群困境，你甚至不會注意到漁夫快把海裡的魚都捕撈光了，因為你有生之年在超市裡可能一直看得到魚貨。如果你覺得奴隸不該和社會裡的其他人擁有同樣的權利，對你來說奴隸制度就不是問題。如果你完全不把屠殺的對象當人看待，連種族滅絕也不再是社群困境。
〈本文選自全書 李幸臻 整理〉
